□新时报记者 江丹
据媒体报道，6月27日，著名翻译家童道明先生逝世，享年82岁，生前被称为是“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6月10日，资深法语文学翻译家郝运先生逝世，享年94岁，译作有《红与黑》《三个火枪手》等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法语文学作品。今年更早之前的1月15日，翻译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张玉书先生逝世，享年85岁。
这一代翻译巨匠，为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一直隐身于译作之外，我们也鲜少在书封上留意他们的名字，而认识他们，关注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讣告新闻。
“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
童道明生前被称为是“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他翻译契诃夫的文学作品，研究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创作与契诃夫相关的喜剧。他曾说，契诃夫成为他的研究对象，是他一生的幸运。
1956年，童道明获得了赴苏留学的机会，入读莫斯科大学文学系。1959年，22岁的童道明进入“契诃夫戏剧班”。很多年后，童道明对《文艺报》回忆往事时说，如果没有与契诃夫的这次相遇，他的生命之光会暗淡许多。他的学年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获得导师的欣赏和肯定。“契诃夫戏剧班”结业后，导师叮嘱童道明，希望他以后不要放弃对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而这句赠言决定了童道明一生安身立命的职业。
多年来，童道明不仅翻译了契诃夫的《樱桃园》《牵小狗的女人》《札记与书简》《契诃夫独幕剧集》等作品，还创作了《契诃夫传》《爱恋·契诃夫》《契诃夫和米奇诺娃》等诸多传记和戏剧作品。他毫不讳言契诃夫是他最喜欢的外国作家，并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契诃夫的爱。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契诃夫小说全集》，收录契诃夫自1880年到1903年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近500篇。这一小说全集的前言便为童道明所作。对于契诃夫的小说创作，童道明侃侃而谈、如数家珍，那些与契诃夫相关的材料信手拈来。童道明写道，契诃夫与其他的19世纪俄国文豪不同，他的作品派生出了一个“契诃夫情调”的文学概念，即一种略带忧伤的美，并影响了高尔基、曹禺等人的文学和戏剧创作。
童道明眼里的契诃夫，不仅仅有这样的忧伤之美，还有着对自由的赞美、对人世万物的悲悯。不止于此，童道明还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具有超前预见性的社会观察者。
“契诃夫之所以能成为最受现代人青睐的19世纪经典作家之一，是因为他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是属于20、21世纪的。”童道明生前曾如是评价契诃夫。在他看来，今天人类最受困扰的危机是生态危机，而早在100多年前，契诃夫已经在《樱桃园》《万尼亚舅舅》等作品中警示过。
童道明将丰富的契诃夫呈献给中国读者，可遗憾的是，我们在教条般的阅读中却只愿将契诃夫与“讽刺小说”联系在一起。
翻译笔如手术刀一样可以救人
童道明致力于契诃夫在中国的传播，而另一位已逝的翻译巨匠郝运则帮助中国读者了解了更多的法国文学。都德的《小东西》、司汤达的《红与黑》、大仲马的《黑郁金香》以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左拉中短篇小说选》等皆是出自郝运的译介。郝运的翻译生活始于1950年代，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法国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所认识、接受的最早的那批译者之一。
如果说，在从1950年代留学时接触契诃夫的童道明那里，翻译契诃夫带有些许个人的情感和为国争光的因素，那么对比他年长十几岁的的郝运而言，选择翻译事业，则有强烈的救国意义。
1942年，17岁的郝运被齐鲁大学经济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录取。最终他选择了中法大学，认为翻译笔如手术刀一样，也能救人。
今天的翻译家正在经历一种由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巨变，而郝运和他的同龄人却真切地体会到一种时代的跌宕起伏，命运如漂萍，失控于时代的巨变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图书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国文学作品，却很少意识到，在郝运的青壮年时代，很多作品连出现的资格都没有，而像郝运一样立志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翻译者，在人生的最好时光，几十年所学竟无用武之地，甚至钻研学问要受到指责。
今年1月5日，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张玉书逝世，享年85岁。在其生前所写的《却顾所来径——德国文学研究的一点心得》中，他告诉读者，1959年，他25岁，在农村劳动，不许看德语书，也没人和他用德语交谈，怕所学荒废，便用默读、默写的方法，用德语自问自答。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们比后来任何一代人的责任感都要强烈。“国家急需人才，我辈重任在肩，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都油然而生。”张玉书如是写道。而当钻研学问终于受到鼓励时，他形容自己“就像突然离开紧闭多年的暗室，跳进阳光灿烂百花盛开的花园”。张玉书说，那种心情既是“贪婪狂喜”，又是“急迫焦灼”，这也许是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
谦逊是他们共有的品格
遗憾的是，这些翻译巨匠真正为大众所知，是因为他们去世时的讣告新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隐藏于译作的背后，只被一些更加专业的读者所知道、所熟悉，成为热门话题，并不是这一代翻译家的追求，谦逊是他们共有的品质。
我们今天对海涅、席勒、茨威格等德国文学家的了解，离不开张玉书的译介努力。尤其是茨威格，我们今天追捧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在中国，这些作品一度徘徊在文学的边缘，正是张玉书这一代德语翻译家的努力，将其拉到舞台中央。
但张玉书无意于宣扬这些，他只想做好自己的“筑路者”。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代人有幸在前辈开拓的基础上，在日耳曼学的科研方面充当筑路者，建造两条’文学之路’——新时代的丝绸之路。”
郝运生前在接受《深潜译海探骊珠》的作者管志华的采访时说，他对“翻译家”的头衔实在不敢当，而自己“不过是个翻译匠，唯一愿望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好翻译”。他告诉管志华：“中国的翻译事业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为人民、为读者献上优秀的外国文学译著，希望翻译界人才辈出、人才济济，兴旺中国的翻译事业。同时亦希望从事这行当的后起之秀能静得下心，不求大红大紫，但求温和清静，既不抱怨，也不摆功，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乏功。人生难得是心安，心安人才静。”
而童道明生前则一直将契诃夫的两句话作为座右铭，一句出自契诃夫的《第六病室》：“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对于生活的自由而深入的思索，和对于人间无谓纷扰的蔑视——这是两种幸福，人类最高的幸福。”另一句则出自《在故乡》：“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
这一代翻译巨匠，对国家和时代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包容心，将一生投入所热爱的翻译事业。这是他们参与社会建设的一种方式，不计个人名与利的回报，因为他们早已将自己置于更宏大的事业中去，将自己视为其中千千万万的一份子。作为容易在浮躁和喧嚣中迷失的后来人，理应去阅读他们的作品，阅读他们的品格。
原标题：认识这一代翻译巨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