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我的祖籍是沂源县石桥村，父亲出生在那儿，十七岁时告别故里参军入伍。
济南解放以后，父亲随所在部队进驻济南，而后又随部队集体转业，成为济南市公安局的侦查员。据父亲讲，全国解放之初，他和许多战友也曾被“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所引诱，也曾有过复员回归故里的想法。但是，想法归想法，当组织上决定集体转业留守济南之后，他便义无反顾地抛弃了私心杂念，并在公安系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五十岁开外之后，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才告别了公安系统，调入了党政机关。
在我的记忆里，在父亲从事公安工作的三十多年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忙”。白天忙了晚上忙，平常忙了节假日更忙，他似乎不知疲倦且没有不忙的时候，似乎稍有懈怠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从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看，他不显得多么瘦弱，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老人家却是那么消瘦体弱。“忙”，让他时常三餐不能按时;“忙”，让他经常睡眠时间不足;“忙”，让他积劳成疾,以致疾病缠身;“忙”，让他无暇顾及亲情，以致疏远了乡情。
沂源距离济南不算太远，当年虽说交通不太方便，但济南至南麻还是有长途车运营的。可是，父亲从参军入伍离开家乡之后，竟然忙得二十多年间没有回去过，说来颇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是个乡愁很浓很浓的人。那些年间，不是他不想回乡探亲，而是工作忙得实在顾不上。父亲童年很不幸，虽然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但我的爷爷奶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辞别了人世，他是在姐姐哥哥的艰难拉扯下长大成人的，因而他对哥姐充满了感激之情。1957年，我的大伯不幸去世时，父亲原本计划好了要回去奔丧，可最终还是因为工作忙而未能成行。
当年我们家住在济南卷烟厂的职工宿舍，父亲在城里工作，因为工作忙，所以只有周六晚上他才能回家与我们团聚。记得当年每逢周六傍晚时分，我就会到路口去等候迎候父亲，当然，如愿以偿的时候有，可失望的时候也不少。失望，是因为父亲工作忙而回不了家。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没法子提前电话告知家人，眼巴巴地等候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我们家当年在父亲的单位也有两间宿舍，可是因为父亲太忙，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母亲才又把家迁回了卷烟厂，后来父亲把那两间宿舍又交回了单位。虽然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但今日回忆起来，仍让我历历在目。
在父亲的同事眼里，他是个大公无私的人;而在我们家人眼里，他则是个不徇私情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些年间，父亲在单位负责“农转非”的审批事宜。当年“农转非”对农民来说，那可是遥不可及、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那些孤身工作、生活在济南的人，两地分居的困难，使他们朝思暮想能让家人们早些“农转非”。那些年间，父亲审批了多少“农转非”我无法得知，但是我知道，他没有为亲人们办过一件“农转非”。尤其是我那身为独生子的堂兄，十多岁上就没了父母，孤苦伶仃的，独自一人生活在石桥，但父亲始终没有让他“农转非”，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济南城里，找房子比找媳妇还要难，因为出生在五十年代的我们，不仅兄弟姊妹多，而且大都又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没有婚房就无法结婚，婚房就成为头等大事。那年月普通百姓的住房都很拥挤，譬如我们家，当时是六口人，在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里拥挤了十八九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兄弟俩若是要结婚，必须外出单独找房子，继续住在父母家里是根本不可能的。父亲那时候凭着工作关系与房管局的领导还算熟悉，他也曾找人家办下过多处房子，可是，他那都是为下属、为同事忙活的，没有我们兄弟俩什么事。当我们兄弟俩提出结婚需要找房子的时候，他回答说，让我们依靠各自单位去想办法。母亲为此没少给他闹气，可任凭你再怎么闹气，他始终是固执己见，这“己见”就是坚守不徇私情的原则。
1964年，父亲曾经到农村搞过“四清”，组织上在他的“四清”鉴定中这样写道：“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群众观点较好。能够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对贫下中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拣重担挑，带病坚持工作。工作作风大胆泼辣，吃苦性强。为人直爽诚恳，具有平易近人的作风，在贫下中农中有较高威信。”“四清”运动结束以后，父亲与所在大队的很多人都成为朋友，他们之后经常到济南城里来看望父亲。
说起父亲的病，那是我们家人难以释怀的心结。父亲刚参军入伍那几年，在部队当通讯员。一次，在传达部队首长命令的途中，遭遇敌人追击。为了摆脱敌人，他在似火的骄阳下没命地奔跑了几十里山路，因为口干舌燥，途中喝了冰凉的溪水，冷热相交刺激，使得他因而大病一场，并由此落下了气管炎的顽症。在我们家人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他几乎天天咳嗽，没白没黑地咳嗽，尤其是冬日晚间，经常咳嗽得喘不上气来，而且年龄越大，咳嗽得越厉害，直至辞别人世间。
原标题：记忆里的父亲
